听力障碍未得到及时筛查、诊断及干预，会对儿童的言语-语言、认知和交流能力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近二十年来，我国在儿童听力筛查、诊断、治疗、康复体系（简称“筛-诊-治-康”体系）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本文重点综述了儿童听力障碍从筛查、诊断到干预和康复的国内政策、关键技术及服务模式，重点探讨人工智能、远程医疗和基因筛查在优化筛查效率与提升服务可及性中的应用前景，提出构建跨部门协调、智能化、精准化、规模化、全流程管理的儿童听力健康服务体系。

婴幼儿听力障碍的早期精准诊断是听力干预与康复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础，如何科学、高效地实现精准诊断，成为听力学和耳鼻咽喉学界持续关注的课题。本文从“精准诊断”到“个体化干预”再到“系统性随访”3个维度进行全面深入阐述，以期为婴幼儿的听力障碍诊治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儿童头晕/眩晕的诊疗是一项涉及多学科的复杂临床难题，其挑战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儿童表达能力有限，常难以清晰描述症状；二是儿童处于发育阶段，前庭-情绪-认知网络的交互作用较成人更为复杂。因此，在面对儿童头晕/眩晕，特别是涉及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时，如何开展恰当的心理评估仍存在诸多困难。本文结合近10年来的国际循证医学证据及笔者在多学科门诊中的实践经验，系统分析耳鼻咽喉科、神经内科及精神心理科在评估目标、工具选择及转诊时机方面的差异与盲区，指出当前主要问题包括成人评估量表在低龄人群中的不当应用、情绪共病识别不足以及专科之间沟通不畅。文章提出，应建立基于症状持续时间、发作频率和功能损害程度的分阶段评估模式，以尽可能缓解精神源性疾病在漏诊与过早标签化之间的矛盾；构建“神经科首诊-耳科前庭评估-心理科会诊”三级协作流程；并推行医师-患儿-家长的“三角式”沟通模式，以减少信息偏倚。未来，有必要在全国多中心建立儿童头晕/眩晕神经心理评估常模与转诊标准，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相关专家共识提供循证依据。

目的 分析分泌性中耳炎（OME）婴幼儿气导短声（c-ABR）和短纯音听性脑干反应（Tb-ABR）阈结果，探讨气导Tb-ABR反应阈对OME婴幼儿分频听力评估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完成ABR反应阈测试的0~24月龄OME婴幼儿以及正常对照婴幼儿的测试结果。比较两组间气导c-ABR和Tb-ABR反应阈，分析OME组内气导c-ABR和Tb-ABR反应阈相关性。 结果 OME组43例，男28例、女15例，中位年龄为8（3~14）月龄；气导c-ABR完成检测43例（60耳）、Tb-500 Hz ABR完成检测32例（45耳）、Tb-1000 Hz ABR完成检测27例（39耳）、Tb-2000 Hz ABR完成检测11例（17耳）、Tb-4000 Hz ABR完成检测11例（17耳）。对照组21例，男10例、女11例，中位年龄为6（4~8.25）月龄；气导c-ABR和4个频率Tb-ARB完成检测21例（42耳）。OME组气导c-ABR和Tb-500 Hz、Tb-1000 Hz、Tb-2000 Hz、Tb-4000 Hz ABR反应阈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OME组内气导Tb-ABR 4个频率反应阈均高于气导c-ABR反应阈（P<0.05）。各频率反应阈间呈正相关性（P<0.05），Tb-2000 Hz与Tb-4000 Hz ABR反应阈间相关系数为0.925。 结论 OME婴幼儿在低、中、高频均可能发生气导听力下降；与气导c-ABR相比，气导Tb-ABR反应阈可提供更多分频听力信息；测试时间有限时，Tb-2000 Hz和Tb-4000 Hz ABR或可选其一完成。

目的 构建不同听力损失程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SNHL）婴儿气导短声（click）听性脑干反应（c-ABR）与短纯音ABR（Tb-ABR）波Ⅴ潜伏期-强度函数，为临床ABR阈值判断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2023年1月至2025年5月在听力障碍及眩晕诊治中心就诊的3~12月龄婴儿作为研究对象，比较听力正常、轻度和中度SNHL三组婴儿在70 dB nHL及阈值强度下click及不同频率Tb-ABR（500、1 000 Hz）波Ⅴ潜伏期，并构建波Ⅴ潜伏期-强度函数。 结果 纳入婴儿120例，男52例、女68例，中位年龄为6（5~9）月龄。所有婴儿按照气导c-ABR阈值分为3组，其中听力正常组90耳、轻度SNHL组90耳、中度SNHL组60耳。70 dB nHL以及阈值强度下，c-ABR、Tb-500 Hz、Tb-1000 Hz ABR潜伏期在三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70 dB nHL强度下，ABR潜伏期-强度函数模型分别为，c-ABR：Y=0.013X+6.07；Tb-500 Hz：Y=0.032X+9.09；Tb-1000 Hz：Y=0.022X+8.05。阈值强度下，ABR潜伏期-强度函数模型分别为，c-ABR：Y=－0.026X+8.98；Tb-500 Hz：Y=－0.057X+15.59；Tb-1000 Hz：Y=－0.052X+13.22。 结论 c-ABR、Tb-500 Hz、Tb-1000 Hz ABR的波Ⅴ潜伏期与听力损失程度有关。本研究建立的click及不同频率Tb-ABR潜伏期-强度函数模型可为临床阈值判断提供参考。

目的 建立6~17岁正常儿童听觉事件相关电位（AERPs）中P1、N1、P2、N2、P3各成分的临床参考值范围，为临床儿童相关疾病致认知功能损伤的评估提供临床参考。 方法 选取2024年1月至2025年1月在听力障碍及眩晕诊治中心就诊的听力正常的健康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听觉Oddball范式进行AERPs测试。比较儿童双耳AERPs各波形成分差异，建立AERPs各波形成分潜伏期和振幅正常值。 结果 最终纳入28名（56耳）6~17岁听力正常的健康儿童，平均年龄（8.75±2.40）岁，男15名（30耳）、女13名（26耳）。儿童AERPs各波形成分的正常潜伏期为：P1（56.00±13.11）ms、N1（106.36±15.26）ms、P2（183.29±26.77）ms、N2（229.21±26.28）ms、P3（329.89±22.32）ms，95%置信区间（CI）分别为：P1（30.29~81.71）ms、N1（76.44~136.27）ms、P2（130.82~235.75）ms、N2（177.71~280.72）ms、P3（286.14~373.64）ms；振幅值分别为：P1[6.91(4.91~10.92)]μV、P1-N1[9.26(4.82~14.79)]μV、N1-P2[9.90(5.60~14.25)]μV、P2-N2[6.21(4.40~9.94)]μV、N2-P3[10.68(5.95~15.81)]μV；95%CI分别为：P1(5.37~10.43)μV、P1-N1(6.06~11.79)μV、N1-P2(6.96~12.98)μV、P2-N2(5.20~8.80)μV、N2-P3(9.15~14.93)μV。 结论 本研究初步建立了6~17岁儿童AERPs各成分正常参考值，有助于为临床儿童认知功能损伤的评估提供数据支持。

目的 分析轻微-轻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SMHL）患儿与正常听力（NH）儿童在多种中枢听觉处理任务上的差异，探索早期识别与干预轻度听力损失儿童听觉功能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方法 研究采用病例对照设计，选择2023年12月至2024年12月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听语中心门诊以及新生儿听力障碍诊治中心就诊的6~9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按纯音测听结果将受试者分为SMHL组和NH组，比较两组的时间分辨率（采用噪声间隙测试）、空间分辨率（采用声源定位任务）及言语识别（采用双耳言语识别率测试）。 结果 共纳入58例学龄期儿童，SMHL组与NH组各29例，每组男女比均为15∶14。SMHL组年龄为（89.7±12.0）个月，NH组年龄为（90.4±10.6）个月。SMHL患儿组在不同噪声条件下的双耳言语识别率显著低于NH儿童组（P均<0.05），SNR越低，任务表现越差。SMHL患儿组最小可听角（P<0.01）以及粉噪声角度识别均方根误差（P<0.01）显著低于NH儿童组。SMHL患儿组的噪声间隙识别门限高于NH组但不显著（P=0.375）。 结论 SMHL患儿在噪声环境中言语识别、部分声源定位任务上表现显著不如NH儿童，提示后续有必要开展研究，评估SMHL患儿的上述障碍是否进一步影响他们的认知发展和社会适应，以及干预的适宜性。

目的 针对分泌性中耳炎（OME）中耳积液理化性质，探讨氧化应激在OME中病理生理作用，为OME病因学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2023年7月—2024年12月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住院行鼓膜置管的OME患儿的临床资料、耳内镜和听力学检查结果。检测中耳积液（术中收集）和血清（术前收集）中髓过氧化物酶（MPO）、过氧化氢酶（CAT）、丙二醛（MDA）浓度。根据中耳积液黏稠度、病程、听力损失程度进行分组，比较不同组间MPO、CAT、MDA浓度差异，以及中耳积液与血清标本中MPO、CAT、MDA浓度差异。 结果 纳入OME患儿53例，中位年龄5.6（1~13）岁，其中男32例、女21例；耳内镜检查均见鼓室内积液；术前平均气导纯音听阈均值（PTA）为（36.51±1.31）dB HL。黏稠中耳积液组中MPO、CAT浓度显著低于稀薄中耳积液组，MDA浓度显著高于稀薄中耳积液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10例OME患儿中耳积液与自身血清中氧化应激标志物的浓度水平，发现MPO、CAT、MDA浓度在中耳积液中的浓度均显著高于其自身血清中的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病程长短、听力损失程度与中耳积液MPO、CAT、MDA浓度无相关性（P>0.05）。 结论 中耳积液理化性质与氧化应激有关，中耳积液与血清中氧化应激表达存在差异，氧化应激可能参与OME发病机制。

目的 构建健听婴幼儿不同月龄骨导短声听性脑干反应（BC-ABR）波Ⅴ潜伏期函数曲线，为临床BC-ABR阈值的判断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听力障碍及眩晕诊治中心就诊的听力正常婴幼儿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30 dB nHL及阈值强度2个不同刺激强度进行BC-ABR检测，使用短声（click）记录不同月龄的波Ⅴ潜伏期数值。建立听力正常婴幼儿月龄-潜伏期函数模型，并使用Bland-Altman法行月龄-潜伏期函数模型验证。 结果 研究期间共纳入婴幼儿210名（410耳），男113名（222耳）、女97名（188耳），中位月龄5（3~8）个月，其中0~3月龄组126耳、4~6月龄组168耳、7~12月龄组66耳、13~36月龄组50耳。30 dB nHL和阈值强度下不同月龄组间BC-ABR波Ⅴ潜伏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0 dB nHL强度下，月龄-潜伏期函数模型为Y1=7.227+2.563×e^-0.1596×x，R²=0.44；阈值强度下，月龄-潜伏期函数模型为Y2=8.171+2.739×e^-0.1432×x，R²=0.33。Bland-Altman法显示30 dB nHL和阈值强度两组实测值与预测值差值落在95%一致性界限之外的比例为3.6%（4/110）和2.7%（3/110）。 结论 BC-ABR的波Ⅴ潜伏期随月龄的增加而逐渐缩短。本研究建立的BC-ABR波Ⅴ月龄-潜伏期函数模型具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研究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婴幼儿及儿童听性脑干反应（ABR）阈值与行为测听阈值的相关性，并获得短纯音ABR（tb-ABR）与相应频率行为测听的校准因子，为预估行为测听阈值提供临床参考。 方法 选取2014年2月至2022年9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确诊为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的婴幼儿及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对患儿行短声ABR（click-ABR）及500、1 000 、2 000和4 000 Hz频率的Tb-ABR测试，并在随访中获取其行为测听阈值。分析不同频率声刺激下ABR阈值与行为测听阈值的相关性，比较Tb-ABR阈值与行为测听阈值差异，并建立回归方程及获得校准因子。 结果 纳入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患儿61例（118耳），其中男40例（77耳）、女21例（41耳）。完成ABR中位年龄1.9（0.7~3.4）岁，完成行为测听中位年龄3.4（2.0~4.4）岁。click-ABR阈值与2 000 Hz、4 000 Hz行为测听阈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3和0.74。Tb-ABR阈值与500 Hz、1 000 Hz、2 000 Hz、4 000 Hz行为测听阈值间呈强相关性（r=0.82~0.87，P<0.01）。基于Tb-ABR阈值预估行为测听阈值的线性回归方程如下，500Hz：y=0.87x+2.55，1 000 Hz：y=0.89x+4.29，2 000 Hz：y=0.79x+14.70，4 000 Hz：y=0.99x+0.84。当500、1 000、2 000和4 000 Hz频率下Tb-ABR阈值在50、70和90 dB nHL时，校准因子分别为5、10、10 dB，5、5、10 dB，0、5、5 dB 以及0、0、0 dB。 结论 Tb-ABR阈值与行为测听阈值具有高度相关性，获得的校准因子及回归方程可有效预估行为测听阈值，为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婴幼儿及儿童后期助听干预精准调试提供了重要参考。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儿童高危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的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比较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差异，探讨预处理方案对T-ALL患者allo-HSCT的影响。比较含克拉屈滨（Cla）与不含Cla（氟达拉滨，Flu）两种预处理方案在脐血移植（UCBT）中的效果，以及与基于全身照射（TBI）的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PBSCT）方案的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2月至2023年3月接受allo-HSCT的高危T-ALL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患儿3年的总生存（OS）率、无白血病生存（LFS）率、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GVHD）累积发生率、累积复发率（CIR）、累积移植相关死亡率（TRM），采用Log-rank检验分析影响高危T-ALL患儿预后的因素。比较含克拉屈滨（Cla）预处理方案的UCBT组、含氟达拉滨（Flu）预处理方案的UCBT组和基于全身照射（TBI）预处理的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PBSCT-TBI）组3组之间预处理相关毒性反应、移植后感染以及3年OS率差异。 结果 在23例高危T-ALL患儿中，男19例（82.6%）、女4例（17.4%），中位年龄为9.5（1.9~14）岁，诊断至移植的中位时间为7.5（6~29）个月。23例高危T-ALL患儿中性粒细胞均成功植入，UCBT患儿植入中位时间为18（12~38）d，PBSCT患儿植入中位时间12（11~15）d。UCBT患儿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为36（27~61）d，其中1例血小板未植入；PBSCT患儿血小板均植入，植入中位时间为13（9~25）d。5例（21.7%）患儿出现3级以上预处理相关毒性反应（主要表现为胃肠道反应、口腔黏膜炎、感染），14例为1~2级毒性反应，4例未发生毒性反应。23例患儿移植100天内无死亡发生，Ⅲ~Ⅳ度aGVHD发生率为26.1%（6/23），3年的cGVHD累积发生率为（27.15±13.33）%。共18例（78.3%）在移植后发生不同部位及不同程度的感染，以肺炎（10例）、BK多瘤病毒感染相关出血性膀胱炎（7例）以及侵袭性真菌感染（6例）为主。23例患儿移植后中位随访时间34（5~92）个月，LFS 18例、死亡5例。23例患儿3年OS为（77.5±8.9）%，LFS与OS一致。3年CIR及TRM分别为（13.04±7.19）%和（9.21±6.4）%。PBSCT-TBI组中性粒细胞及血小板植入时间均短于UCBT-Cla组和UCBT-Flu组（P<0.05）。UCBT-Cla组、UCBT-Flu组、PBSCT-TBI组之间预处理毒性反应，aGVHD及cGVHD发生率、移植后感染、3年OS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Log-rank检验发现，初诊时中枢神经系统（CNS）受累可能为影响高危T-ALL患儿OS的高危因素（P<0.05）；年龄≥10岁、初诊时有CNS受累、移植前疾病状态为二次完全缓解（CR2）和符合难治性白血病可能为高危T-ALL移植后复发的高危因素（P<0.05）。 结论 allo-HSCT可有效改善儿童高危T-ALL的长期生存，且TRM较低。初诊CNS受累是预后不良的重要标志。含Cla的预处理方案在UCBT中展现出降低复发率、提高生存率的潜力。UCBT-Cla方案可能是一种有前景的替代选择，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讨早产儿生后早期低体温的危险因素以及实施标准复温措施后其复温速率是否为影响早期临床结局的关键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由医院新生儿转运团队接诊的区域内早产儿的临床资料。根据转运前体温分为正常体温组（≥36.5 ℃）和低体温组（<36.5 ℃）；低体温组给予统一的复温策略，根据保温干预后的复温速率进一步将低体温组分为复温慢速组（<0.5 ℃/h）和复温快速组（≥0.5 ℃/h）。分别分析在<32⁺⁰周和32⁺⁰~36⁺⁶周两组早产儿早期低体温发生的危险因素，并比较复温慢速组和复温快速组出生后7天内关键临床指标（死亡、肺出血、严重颅内出血、凝血功能异常、使用1种及以上血管活性药物比例）以及7天后仍使用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比例的差异。 结果 共纳入来自6家分娩机构的1 016例早产儿，胎龄<32⁺⁰周早产儿250例，214例发生低体温（85.6%）；胎龄32⁺⁰~36⁺⁶周早产儿766例，530例发生低体温（69.2%）。胎龄<32⁺⁰周早产儿的低体温发生率高于胎龄32⁺⁰~36⁺⁶周早产儿（P<0.001）。在所有纳入早产儿中，正常体温组272例（26.8%），低体温组744例（73.2%）；在低体温组中，复温慢速组338例，复温快速组406例。在<32⁺⁰周胎龄早产儿中，与正常体温组相比，低体温组的母亲年龄较大、早产儿出生胎龄较小，出生体重较轻、胎龄别体重Z评分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32⁺⁰~36⁺⁶周胎龄早产儿中，低体温组早产儿的出生体重较轻（P<0.05）、产房插管比例较高（P<0.014）。进一步对复温慢速组和复温快速组进行比较，在<32⁺⁰周胎龄早产儿中，复温慢速组辅助生殖比例更低、男性比例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32⁺⁰~36⁺⁶周胎龄早产儿中，复温慢速组出生胎龄较小（P<0.05）。在<32⁺⁰周胎龄早产儿中，低体温组7天后仍需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比例高于正常体温组（P<0.014）；在32⁺⁰~36⁺⁶周胎龄早产儿中，低体温组和正常体温组短期结局指标未观察到显著差异。在所有胎龄早产儿中，复温慢速组和复温快速组的短期临床结局指标均未观察到显著差异。 结论 区域内早产儿出生后早期低体温发生率较高，<32⁺⁰周胎龄早产儿低体温增加7天后仍需有创呼吸支持概率，尤应强调在产房中对极早产儿生后低体温的预防；在标准复温措施下，早产儿体温上升的快慢并未对生后早期临床结局产生显著影响。

脉冲场消融（PFA）是心脏电生理学领域的一种革新性非热能消融策略，其通过高强度、超短程的电场脉冲导致细胞不可逆电穿孔（IRE），从而实现精准的心肌组织消融。该技术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已在成人房性心律失常（特别是心房颤动）治疗中得到充分验证，但在儿科领域的临床研究和应用明显滞后。目前儿科应用面临三大核心挑战：专属临床证据的空白、适用于儿童心脏结构的专用导管缺失、以及儿童不断发育且常伴先天性异常的特殊解剖结构所带来的操作与安全考量。本文对PFA的技术原理与应用现状进行简要回顾，着重探讨其在儿童心律失常治疗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与解决路径，以期增进同行对这一前沿技术的了解，并推动PFA技术在儿科领域的规范应用。

单侧聋（SSD）指一侧耳存在重度及以上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而对侧耳听力正常或轻度受损。虽然患儿可凭借健侧耳维持一定程度的日常交流，但单耳聆听在声源定位、噪声环境下言语识别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长期可导致语言发育迟缓、学习能力下降及社交障碍。然而，目前对儿童SSD的认识尚不充分，许多患儿错过了干预治疗的关键期。本文就儿童单侧聋的临床表现及各种干预治疗的特点进行综述，旨在为早期诊断及临床治疗提供参考。